雙碳國策下 深國際如何實現綠色低碳轉型

文/葛興安

編者按

2020年，中國向世界宣佈，將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碳達峰、碳中和由此成為長盛不衰的熱門議題。然而，在社會層面，很多人其實并不理解碳達峰、碳中和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們會對社會、對企業發展、對個人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7月份舉辦的深國際集體學習會上，國內綠色低碳領域資深從業者葛興安詳細介紹了“雙碳”的由來，以及實現碳中和對中國經濟社會、產業結構的影響，并對深國際的“碳路徑”設計提出建議。

全球碳中和時代的源起與來臨

碳中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氣候變化或氣候變暖是對全世界自然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運行都會產生負面影響的一種現象。科學界對此現象的關注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當時，瑞典的化學家發現北極夏天的溫度比以前升高了，為此，他進行了科學觀測并給出了答案——人類活動造成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增加，產生溫室效應，導致地球氣候變暖。這個結論引起了廣泛探討，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逐漸達成主流共識：氣候變化問題確實存在，而且主要成因就是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過量增加。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聯合國成立了幾個重要機構，專門研究和協調氣候變化問題。1995年，第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在德國柏林召開，但全球各國很快分化為兩個陣營——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且陷入了長年累月的焦灼談判階段，從純粹的科學問題變成了復雜的政治問題、發展問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早期均認為氣候變化問題是發達國家過去100多年的工業化革命造成的，應該讓發達國家先減排；發展中國家都還沒開始發展，沒理由承擔責任，即便做出讓步，也要求發達國家提供相應的資金、技術支持。

近幾年來，談判局面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大家開始真正地把氣候變化問題看成是一個全球命運共同體應當面對的問題。2015年簽訂的堪稱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以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確了“各國共同努力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內，最好是控制在1.5℃之內的‘硬指標’”，將世界所有國家都納入了呵護地球生態、確保人類發展的命運共同體當中。

2018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委托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佈的《IPCC全球升溫1.5℃特別報告》指出，與將全球升溫限制在2℃相比，限制在1.5℃對人類和自然生態系統有明顯的益處；而若要將升溫限制在1.5℃，全球碳排放需在2030年減排45%、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

以上述重要結論為準繩，英國、歐盟、德國、法國、南非、中國、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國家先後提出了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2021年，俄羅斯、沙特等重排放結構的國家也提出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截至2021年12月，已經有140多個國家承諾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這些國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碳排放的90%，GDP占到了全球GDP的95%，人口占到了全世界的80%。也就是說，無論是從碳排放量、GDP還是人口數量來講，提出碳中和目標的國家都占到了全世界的絕大多數，這意味著全球已經進入碳中和時代。

時代命題下的中國答卷

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對於碳排放問題的談判立場，也經歷了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分歧、積極采取行動、成為全世界應對氣候變化的引領者等階段性變化。

促使中國立場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理念的巨大轉變。2012年，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大”提出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此後，國家對於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可以說是一年比一年更嚴格。二是中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談判中的壓力確實巨大。隨著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國的碳排放量也在大幅增加。2007年，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第一次躍居世界第一，全世界對中國的減排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中國必須拿出切實的舉措。三是當前國際形勢正處於中美對抗的特殊時期，甚至還出現了一般反全球化的潮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要維系中國以全球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經濟體系，非常有必要與其他國家保持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氣候變化正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而且，所有國家在談論氣候變化問題時，都無法繞過中國這個全球重要經濟體和碳排放大國。可以說，這也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優勢。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承諾“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對雙碳目標進行了拆解，“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此後一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國內諸多重要場合數十次提到中國的雙碳目標，反復重申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信心和決心。

當然，中國要實現雙碳目標，勢必要面對很大的挑戰。首先是能源結構。我們高度依賴於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從2012年到2020年，我國能源結構中，煤炭占比從68.5%降至56.8%。但與全球27%的平均值相比，仍然超出了一倍以上。其次是時間太短。我們希望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中間只有30年時間。而很多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都預留了60-80年。

那么，面對重重壓力，我國應該如何實現雙碳目標呢？我認為需要遵循四個原則：

五大碳減排路徑：

為了實現雙碳目標，中國打造了非常完整的“1+N”政策體系。這個政策體系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它實際上包含了兩個“1”和兩個“N”。兩個“1”分別指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國務院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兩個“N”分別指能源、工業、交通運輸、城鄉建設等重點行業的碳達峰行動方案，科技支撐、能源保障、碳匯能力、財政金融價格政策、標準計量體系、督察考核等領域的保障方案。

透過這個政策體系，我們可以解讀出幾個重要信息。一是該體系規格最高、內容全面、時機巧妙、體系強健，彰顯了國家實現雙碳目標的決心和信心。二是在減碳節奏上，主張先立後破、安全降碳，但鼓勵主動作為、率先達峰。三是不同地區的綠色發展和碳達峰時間要求差異化，不搞一刀切。四是綠色產業發展進入了一個真正的黃金期，至少有40年。但不同子技術和商業成熟度不同，會有不同的發展周期。五是化石能源行業投資價值整體減弱，其速度取決於全球減排的緊迫性和低碳替代技術、產業的成熟度。六是高能耗高排放行業轉型勢在必行，不同行業的投資價值和行業產能剩余情況成反比。第七，市場機制作用突顯，但也將面臨一系列挑戰。第八，碳資產價值有望大幅增加，隨著碳市場和碳匯機制的發展，碳資產的價值可能在現有基礎上大幅上升。

透過這兩個綱領性文件，也可以比較清楚地判斷：未來哪些行業會成為受益行業，哪些行業又會成為受限行業。受益行業中，排在首位的是新能源行業。其次，節能和能效提升服務行業發展潛力巨大。第三，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空間將大幅擴張。第四，新能源汽車及基礎設施市場將快速增長。受限行業中，煤炭和煤電行業是受雙碳目標沖擊最大的行業；石油行業受沖擊程度僅次於煤炭行業；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石化工等重工業也將受到較大影響。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提出了“各地區梯次有序碳達峰行動”，要求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要率先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和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要在綠色低碳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要有序推動高耗能行業向清潔能源優勢地區集中，積極培育綠色發展動能；要求碳排放已經基本穩定的地區要在率先實現碳達峰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碳排放，產業結構較輕、能源結構較優的地區要力爭率先實現碳達峰，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地區和資源型地區要力爭與全國同步實現碳達峰。

根據《行動方案》規劃，國家將選擇100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園區開展碳達峰試點建設，在政策、資金、技術等方面對試點城市和園區給予支持。這100個全國最具率先達峰條件的城市和園區，需要重點關注。

深國際綠色低碳轉型“指南”

深國際要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首先要遵循兩個方面的原則。一是脫碳四原則，即能源脫碳化、用能電力化、用能高效化、資源循環化；二是業務兩原則，即數字化與低碳化“兩化融合”、場景化與技術化“兩化融合”。

深國際綠色低碳工作框架

深國際綠色低碳轉型路徑

企業需要對自己的每個業務領域進行細分，再從責任、風險、機遇三個維度進行識別，有的可能是責任大，有的可能是風險大，有的可能是機遇大，有的可能是責任小、風險小、機遇也小。梳理清楚之後，應該優先開展哪些業務工作也就了然於心了。

1、綠色低碳責任

綠色低碳責任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梳理，一是企業自身的運營有沒有盡量做到綠色低碳，比如節約水電資源、倡導無紙化辦公、低碳出行等；二是在業務層面，在供應鏈和產業鏈上，企業有沒有帶動大家走向綠色低碳的能力和影響力。

企業要承擔好綠色低碳責任，必須先把自身的碳排放量核算清楚，了解哪些項目、哪些類型、哪些環節是碳排放的大頭，才能對癥下藥，制定科學合理的減排方案。具體執行中，應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先易後難原則，哪些工作開展起來比較容易、又有減排的效果，就先做這些工作；二是按經濟可行原則，平衡好投入和收入的關系；三是先減後抵原則，先盡可能靠自己實現減排責任，實在減不了的部分，再購買減排指標用於抵消。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方案中應該包含資金投入、成本測算、實施時間、回報周期等一系列事項，最後還要對方案的實施效果進行評估，并對存在的問題加以改進。

2、綠色低碳風險

在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要特別防范兩種類型的風險。一類叫物理風險，比如氣候變化加劇，會導致台風、洪水等惡劣天氣，進而損壞植被、房屋、基礎設施等。一類叫轉型風險，這種風險更隱形、更難識別。比如，在雙碳背景下，有些高碳行業的發展會受到諸多限制，難免會給企業造成損失。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下，如果一家企業現在仍堅持投資傳統的燃油汽車，必然面臨轉型的風險。因為這個產品不太會被市場所需要，也不再被政策所允許。

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說，要對這些物理風險、轉型風險進行識別，要加以評估，還要有風險緩釋方案。針對這些，我們可以做一個《雙碳時代深國際氣候相關風險識別與應對報告》。

3、綠色低碳機遇

當然，綠色低碳轉型也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機遇，這些投資機會有幾個特點，一是投資規模大，二是投資周期長，三是投資風險高。至於投資標的的選擇，建議優先考慮綠色低碳技術、碳資產（配額/碳匯）、綠色經營活動、綠色潛力企業等方面。

根據很多國內外金融機構/智庫機構對中國雙碳目標投資額度所做的預測，未來30年，整體的投資強度還是非常大的。而且，即便實現了雙碳目標，綠色低碳發展仍要持續下去。

【作者介紹：葛興安先生，現任盟浪可持續數字科技（深圳）有限責任公司首席咨詢官、深圳市先行示范區生態組專家，曾任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總裁、深圳經濟特區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發展金融顧問委員會委員。】